唐雅明:从水果商到百货大王——永安公司创办人

  永安公司的名字在旧上海市民心目中,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当年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永安公司无论从名气还是商业业绩,都是首屈一指的。

  中国商报/中国商网上海报道(记者 张仲超)如果说海纳百川是上海一贯的文化特点,追求卓越是上海的一种文化本质,那么开明睿智本身是一种态度,大气谦和是一种胸襟,这样才能进一步海纳百川,进一步追求卓越。

  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活、奋斗在这里的人们演绎了很多精彩的篇章。在他们的传奇里,凝结着兼容并蓄、有容乃大的海派文化脉络,蕴藏着遵守秩序、诚信友善、敬业爱国、创新卓越的上海城市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价值认同。

  这样的上海文化,作为软实力,是这座城市更深层更具标识度的核心竞争力。进入新时代,海纳百川的上海需要继承、发展、运用好这样的竞争力。

  永安公司的名字在旧上海市民心目中,和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当年十里洋场的南京路上,永安公司无论从名气还是商业业绩,都是首屈一指的。永安公司之所以能在商行林立、百舸争流的上海滩立于不败之地,与其创办人郭乐和郭琳爽高明的商业手腕、先进的经商理念以及孜孜以求的企业精神密不可分。

  永安公司创始人名叫郭乐。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890年,18岁的郭乐离乡背井前往澳洲。两年后,郭乐买了一辆手推车,做起了沿街叫卖菜瓜的生意。在底层的拼搏,使郭乐积累了经商的经验,也获取了商品的知识,还积攒了一些钱财。当时,悉尼有一家华侨开设的永安栈果栏,即水果杂货店,因经营不善,连月亏本,店主招贴告示:“招人接盘”。郭乐邀集在悉尼的同乡好友马祖星、梁创等七人集资接盘了永安栈,大家一致推选郭乐任司理这是当时港、澳、粤等地对企业负责人的习惯称呼。1897年8月1日,永安果栏正式开张,这是“永安”牌子的第一次亮相,这一天就成为永安集团公司的纪念日。为了进一步拓展事业,郭乐写信给在广东老家的三弟郭泉,请他出山襄助。郭泉15岁时随乡人到檀香山,在皇家状师(律师)那文的门下当杂务工,工余在夜校学习英文,并学会了夏威夷语言,又向律师学习商业法律。一年后转入英国领事馆工作,因感觉经商收入多,便辞去英国领事馆工作,在夏威夷经商,积攒了钱财后,回到家乡娶妻成家。接到郭乐的信后,郭泉便远渡重洋来到澳洲,与兄弟共创事业。郭乐兄弟在澳洲的生意越做越大。当永安果栏的批发业务扩展到一定程度后,郭氏兄弟又将眼光瞄准了现代化大型百货公司,决定把资本投向百货业。1907年8月28日,由郭乐、郭泉、马祖星、孙智兴等合伙创设的香港永安环球百货公司在皇后大道开张了,由郭泉任司理。一开始只有一开间铺面,职工20余人。两年后,郭乐来香港进行一番视察后,认为永安百货在香港的前景看好。1912年,郭乐将悉尼的永安果栏交与六弟郭顺负责,自己亲自率领永安的大部分人马来到香港,将合伙组织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己出任总监督。“顾客是上帝”作为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大公司的经营名言被永安接受,香港永安百货公司事业蒸蒸日上。

  20世纪初,上海民营工商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英租界大马路(南京东路)上外商开设了福利、惠罗、汇利、泰兴四大百货公司,一批中国老字号名牌商店也从老城厢迁到了南京东路。1914年,澳大利亚华侨富商马应彪投资60万港币在今南京东路浙江路口建立了先施公司,眼光敏锐的郭乐也看准了这块商业宝地,决定到大马路上开设永安公司,并立即指派郭泉、郭葵立即赴上海为未来的永安公司选择地址。

  1915年7月,郭泉、郭葵来到上海,反复调查观察,最后看中了今南京东路浙江中路口。当时,这里南北行驶直达火车站的电车已接通,繁荣景象指日可待。那么究竟把商场设在南京路南侧还是北侧呢?为测定两边行人流量,他们特地雇用了两个人,每人左右肩各背一个布袋,一个口袋是空的,另一个则装有黄豆,两人分别站在浙江路南京路的南北两侧,从清晨站起,一直站到夜深戏院散场,路上走过一个人就取一粒黄豆放到空袋子里。经过多天测定,统计出南京路南侧行人流量较多,同时,还发现上海富裕人家大多住在南京路以南的法租界高级住宅区,他们到南京路购买物品大多是从西南方向过来。于是,郭乐拍板把永安公司大楼建在南京路沿浙江路的南侧。

  由于南京路市面热闹,地价倍增。郭乐选定的这块8亩多的地皮是“上海地皮大王”哈同的产业,郭泉、郭葵请英籍律师科士达代表郭氏兄弟商谈租地建造永安大楼的事宜。科士达律师与哈同大管家洽谈,大管家拿出一份英文打字文本的租约,租约共分十二款,第一款明确规定:“从1916年4月起,租约期三十年,期满后,土地归还哈同,地面上的房屋、装修和一切建筑物都无条件归哈同所有。”第二款,每年租金白银五万两,规定于每季度的第一天预付四分之一。如果不按租约履行各项条款,或过期14天不付清租费,哈同即可通知永安迁出。很明显,哈同的租约文本,无异于套在永安脖子上的一道枷锁。兄弟俩当即进行了反复的讨论,郭葵认为,只要经营得好,三十年就能赚出20吨黄金来。于是,两人便拍电报到香港请示郭乐,最后由郭乐拍板,同意了哈同文本的条件,由郭泉代表永安集团与哈同在租约上签了字。

  不到两年,一座英吉利式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米黄色大楼矗立在先施公司对面的大马路上,这座后来被叫作“老永安”的大楼坐落在今天的南京东路635号。白色的西式新楼,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百货业在南京路上的成熟。1918年9月5日,这一天是农历八月初一,永安百货公司正式开张营业。开幕以前,永安公司在报上连续刊登了14天的开幕预告,竭力宣传公司的商场布置和经营特色。开幕当日永安公司大厦张灯结彩,洋号洋鼓吹吹打打,鞭炮凌空炸响,门前舞狮子耍龙灯,热闹非凡,人山人海,成千上万的顾客涌进商场。报纸上纷纷刊出特讯,配以大幅照片,记载上海滩这一盛事。

  经受过英、法、美等西方国家大公司经营理念熏陶的郭乐把“顾客是上帝”奉为永安公司的经营宝典。他一再强调,售货服务要使踏进永安公司的每一位顾客都能称心满意而去,这样,他们下次就会乐意而来。为此,郭乐在商场大门口和楼梯口安排了笑容可掬的接待员“导卖”,顾客选购时,营业员必须彬彬有礼、不厌其烦地回答顾客提出的各种问题。永安公司顾客的定位是社会上层人士,经营的也大都是迎合富绅豪门需要的外国高档商品。郭乐的经商宗旨是“统办环球百货的发售,输出中华诸省土产”,在永安公司经营的将近万种商品中,进口货就达到了80%。郭乐希望走进公司的那些权贵人物,可以买到他们生活需要的一切商品,无须再跑第二家。为此,永安公司几乎把世界各国生产的名品都搜罗齐全了,整个商场犹如环球商品陈列馆,任何名牌商品,只要顾客叫得出,在永安公司里几乎都可以买到。当年永安的食品柜台有“外国南货部”之称。到了圣诞节,这里更是一派异国风光,外国顾客和所谓的高等华人,携带妻儿,大件小包地专拣价格昂贵的商品买,永安生意好得不得了,营业额激增。

  郭乐还把“Customersarealwaysright(顾客永远是对的)!”这句话作为职工的律令,并用霓虹灯制成英文标语,高悬在商场显眼处,让顾客知道他们是受尊敬的。郭乐认为:“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10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10个、100个顾客。”永安公司规定,营业员若得罪顾客,轻则警告、记过,重则开除。郭乐还派高级职员巡视商场,监督营业员的服务情况。他还经常亲自巡视商场,看到有顾客空着手出去,就要向营业员寻根刨底地探究买卖未成交的原因。

  针对当年十里洋场盛行送礼的习惯,永安公司还特设专供送礼用的商品。郭乐强调要“独具慧眼”,所进商品一定要式样新颖奇巧,质量上乘。他针对国人喜欢讨口彩的心理,将“永安”两字标在贵重礼品上,深受顾客欢迎。公司还备有送货车,一些腰缠万贯的富户,每逢年节都会给永安公司开出一份清单,上面写明礼品名称、受礼人的姓名、地址等,让永安公司派人送去,有时一送就是几十份,甚至上百份。永安公司在代客送礼的过程中发现,送礼人指定的礼品,受礼人不一定喜欢,他们就发行礼券。这样,受礼人可凭礼券到永安公司任意选购自己满意的商品。永安的礼券备货充足,品种齐全,而且礼券上还印有“永安”两字,口彩好,惹人喜爱,深受顾客欢迎,故特别好售,公司也由此得以利用到一笔为数可观且不用付利息的社会资金。在郭乐的精心经营下,经过12年的拼搏,到1930年,公司资本总额由开张时的200万元增至1070万元,为原始资本的4倍多,郭乐也一跃而为中国的“百货大王”。

  根据原本与哈同签订的协议,永安公司的房产,应当在1946年全部归还哈同。为了不让几十年苦心经营的事业付诸东风,郭乐便于1930年高价收购了永安公司大楼东边相邻的“楼外楼”茶楼产权,拆除旧楼后增建永安新楼,即称新永安大楼。建成于1932年的新永安大楼位于浙江中路东侧的南京东路727号,郭乐请美商哈沙德洋行将新永安大楼设计成一幢仿美国现代摩天楼式,建筑师根据三角形地形因地制宜设计:北部高达22层,南部有8层。整个建筑高耸挺拔,呈现出现代高层风姿。六层至大面积的屋顶为电影院、茶园及露天散步场所,即闻名的“七重天”(酒楼),内有舞池,曾是上海滩首屈一指的酒楼,为上海滩娱乐业的代名词之一。

  为了与原永安公司大楼联系方便,郭乐还别出心裁地在老永安与新永安之间的浙江路上空架设了两座封闭式天桥,将新楼和老楼连接起来。新老永安四、五层楼面的商场及新永安“七重天”与老永安“天韵楼”等游乐设施之间,取得密切联系,形成一个由人行交通相互连通的整体。建成后,轰动了整个上海滩。

  日本人入侵上海后,大批上海人到外地逃难,市面顿显萧条,永安公司营业额直线下降,最后,郭乐不得不向银行借款支撑营业。郭乐思

  考的又一重大问题是为了公司前途着想,必须尽早培养一个接班人。1933年,永安公司的“少东家”郭琳爽正式出任号称中国最大百货公司的总经理。其时,正逢中华民族处于危难时刻,抗日救亡运动高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浪潮遍及上海。从1935年开始,郭琳爽当机立断,做出了从经销洋货为主转向经销国货为主的策略,并开始重视各地的国货制造厂商,以开拓货源,大量进国货。他选择了三星牌蚊香、龙虎牌人丹、双妹牌花露水、盛锡福平顶草帽、长城牌热水瓶以及华生牌电风扇、福禄寿香皂等名优国货,销售额急剧上升,并因此获得了推销国货的爱国名声。永安公司原先主要经销环球百货,国产商品仅占商品总额的2%,郭琳爽审时度势,迅速调整了经营策略,到1936年国产商品的进货额占据商品总额的65%。1937年9月1日,郭琳爽在新永安大楼开设了国货商场。在引进国产货的同时,郭琳爽也没有忘记永安公司的宗旨,即一切为了顾客。永安的商品讲究一个“精”字,沪上秋风未起,他已派出进货部的行家赴北方挑选上等皮货了。金华火腿也是由吃了几十年腌腊饭的老柜长亲自出马,到金华一家家作坊察看后特约加工,再逐只验收后装车运回。提倡国货这一符合民心之举获得消费者的拥趸,也使永安公司很快恢复了元气。

  为了满足了上海人求新求异求变的心理,郭琳爽在橱窗陈列上下了一番功夫,并定期更新内容;他还首创了立体时装表演和商品制造过程的操作表演,在商场内向顾客面对面传授化妆艺术。当年,永安公司举办的时装表演轰动一时,市民争相观赏。在永安公司的二楼商场内,特地装置了电动旋转的大圆盘,由公司的女职员穿着用美亚丝织厂生产的丝绸做成的各式时装,站在除除转动的圆盘上,摆出各种优美的造型,并当场销售。通过时装表演推销商品带来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因此,震旦、美文、大美等丝绸公司以及协兴、久丰、云章、大康等绸厂亦先后将他们生产的丝绸产品参加展出。在1934年到1936年间,通过一系列的时装表演,永安公司的丝绸销售额骤增,收入相当可观。

  永安公司与南京路上的先施、新新、大新公司遥相对峙,而且郭琳爽与另三家的经理都沾亲带故。先施公司经理是他的连襟,大新公司经理是他的妹夫、新新公司经理是他的同乡,但是,亲友归亲友,生意归生意,竞争是必然的。比如四大公司都经销金笔,也都有自己的定牌特约名笔。但是,永安公司的金笔销售却另有一功:永安的金笔柜台比其他柜台高出一截,为的是方便顾客在试写笔尖时不用弯腰,这一设计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创举,它充分反映出永安处处为顾客着想的理念。为了招徕顾客,金笔柜台全部用年轻漂亮的女售货员,她们不但彬彬有礼,而且都能以流畅的英语接待外国顾客。因为这些女售货员定牌经销“康克令”金笔,故人称“康克令”小姐。后来,为了营造声势,还专门评选了“康克令皇后”,此举曾在上海滩轰动一时。

  上海滩商界经常采用“大减价”的方法招徕顾客,永安公司也未能免俗。但郭琳爽发现,天天大减价,对促销已不起什么作用。于是,他更换手法,另辟蹊径,在永安商场的4楼增辟“底货倾销部”,专门销售残次商品,这种新颖的收货方式,吸引了顾客从四面八方赶来。在节假日,永安公司的营业时间常常延长到午夜12时,但不管多晚,对于当天的进销货情况都必须笔笔入账,做到账目日日清。而郭琳爽则每天晚上都要查看当天的报表,以做到全局在胸。一连串的改革措施使永安公司出现了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重振了昔日“百货大王”的雄风。

  1937年7月7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开始。永安公司是南京路上最早用扩音器在商场和食堂里播放《义勇军进行曲》的大公司,大家跟着一起唱,歌声震荡在店堂内外,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热烈气氛。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淞沪抗战开始。永安组成了战时服务团,公司4辆运货车中有两辆专门运送战斗物质,永安职工纷纷捐钱抗战。8月23日,日本空军在繁华的南京路上,投掷了重磅炸弹,炸弹落在与永安公司近在咫尺的先施公司门前,一瞬间,22层的永安新楼所有门窗玻璃全部被震碎,永安公司从底层到4层的全部设备、商品几乎全成瓦砾。大窟窿的墙壁,扭弯的铁管,飞溅的尖玻璃片以及血泊中呻吟的无辜百姓,构成了一幅凄惨的画面。

  眼看自己苦心经营的永安商场几成废墟,郭乐满腔悲愤。但此时悲伤无补于事,他想到上海永安公司在香港是向英国总督府办了注册的,每年要向英国政府缴纳税金,在名义上是英国的商号,应当由英国女皇政府向日军交涉,赔偿损失。于是,他让郭琳爽一次次派永安公司的高级职员去外滩的英国领事馆商量与日本交涉一事,但英国领事却拒绝见面。几乎同时,由香港英国总督衙门签署发出的用英文签署的“撤销

  注册令”寄到了上海永安公司。理由是永安公司系中国人创办的,其董事、经理以及股东全是中国人,不符合英商注册规定。另一个理由是,12年前即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时,永安公司参加了抗英罢市活动。

  英国香港政府既然撒手不管,永安只有另找“靠山”。美国慎昌洋行经理吉利兰是永安的老关系户、老朋友,郭琳爽在二伯郭乐的指示下与吉利兰商谈合组,使永安公司在美国华盛顿州商务部登记注册,成为美国公司。根据美国商法规定,总裁和司库(账房)必须是美国人,于是,上海永安百货公司由吉利兰任总裁,公司的创办人郭乐与郭琳爽则分别为副总裁、总经理。

  1938年,高高挂在永安公司门楼上20年的那块英商牌号的铜牌子被摘了下来,换上的是一块在美利坚合众国商业部核准注册的商号牌。吉利兰做了总裁,成为拥有永安公司26800股的大股东,确实很卖力,他多次要求与日军司令部谈判。日本人很狡猾,知道与美国人谈判理亏占不了便宜,日军司令部要求直接与郭乐先生“商谈”。公司讨论后,派在日本出生并在日本经过商的郭日根为全权代表前去洽谈,却遭到日方的扣押,日本特务还放出话来威胁郭乐。此时,恰逢美国举办金门博览会,郭乐便借机出走,秘密登上了上海到香港的游轮,由香港转赴美国。郭乐到美国后开办了永安集团公司在美国的办事处,从此定居纽约。

  抗战初期,内地与上海的物质交流开始受日伪军管的限制,但在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全国进出口重心又移至上海,上海市面逐渐发生变化,呈现繁荣的景象。由于租界与国外的海运通航无阻,加上与内地交通的恢复,各地的豪门富户携带大批钱财避灾来沪后,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更给市场造成了虚假繁荣的景象。当时上海的一些大百货公司营业也空前兴旺,据永安公司老职工回忆,在1939年前后的永安公司天天营业繁忙,“每天从开门到打烊,顾客始终络绎不绝。商场内人如潮涌,柜台旁挤满了顾客。平均每个职工一天内要接待顾客五六十人,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还经常要加晚班”。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上海的日本军队占领了租界,在日军的铁蹄下上海的经济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独占的殖民地经济,“孤岛”繁荣也在战争的炮火中被击得烟消云散。此时,永安公司的美国总裁一走了事,而换成了美国注册牌子的永安公司却被日军判为“敌产”。于是,南京路上这家中国最大的华商百货公司由日本太兴院派出会计监督官松山“接管”,永安公司的库存现金被全部解交到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存放。从进货、销售、明价、暗码,到郭琳爽支取1元现金,都必须由日本会计监督官盖章批准。

  永安公司屈辱地在租界里苟延残喘地生存了下来,而永安的屈辱不也是一个民族的屈辱?

  抗日战争胜利后,永安公司回到了郭家。郭琳爽振作精神,准备振兴永安。这时候,恰逢永安公司地皮30年租期届满。此时,老哈同和夫人罗迦陵已离开人间,永安的地契落在哈同的养子乔治哈同手里。他让人给郭琳爽带来口讯,说是1916年由郭泉代表永安公司签订的租约限期已到,准备收回产业。郭琳爽便请李大律师代办一切事务。

  1946年3月,乔治哈同从香港来到上海,这个花花公子对把永安公司收归自己经营不感兴趣,而且他也没有钱,不可能经营这么大的公司,在与永安的律师多次交谈后,他狮子大开口地开出了“一次买断”价150万美金。据说当年老哈同在1900年购进此块地皮时才花了1.8万英镑,40余年来,它的地价在寸土寸金的南京路呈几何级增长。经过双方几次协商后,最后以112万5000元美金成交,永安产权归属郭家。郭琳爽在李律师陪同下到哈同洋行,双方在买卖永安大楼及土地产权的文书上签字后,郭琳爽对执礼恭送的英国人乔治哈同说了最后一句话:“我们永安跟哈同家族宾主30年,到今天算是功德圆满了。”同时,他又在心底默默地对自己的父亲说:“爸,永安公司产业是我们的,我把它买回来了,这块土地就不是属于哈同的了!”

  然而,永安公司注定还要遭受一番磨难。发动内战以后,在金融上实行通货膨胀,在政府发行金圆券风潮的冲击下,南京路上四大公司的货物被抢购一空,被当时的报纸称之为“四大皆空”。尤其是1948年8月19日至10月底的74天内,政府又在上海实行限价政策,大量商品被迫低价抛售,致使永安公司的库存商品所存无几,濒临倒闭边缘。1949年5月,解放大军迫近上海,侨居美国的郭乐和坐镇在香港的郭泉等人频频来函来电,一再敦促郭琳爽及早离沪赴港赴美。当时,南京路上其他三大公司的经理都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但郭琳爽考虑到在公司危急时期与永安同心协力共度难关的1000多名永安职员的生活,不忍抛下他们独自离去。同时,自己又是郭家门第二代第一个老大,上一辈创下这点基业,多不容易?上海永安公司交到我手里,这就是我的安身立命之地,我能撒手一走了之吗?于是,他拒绝登上父亲派来的包机,坚决留了下来。5月25日,上海解放,永安公司高耸的倚云阁顶上升起了全市第一面五星红旗,从此,永安获得了新生。

  上海解放的第三天,永安公司重新开门营业。但此时遭遇过重创的永安公司库存物质奇缺,且财力极为贫乏,郭琳爽只得致函香港永安公司请求拨款几十万港币作为上海永安公司的流动资金,以重振其旗鼓。

  1956年1月14日,南京路上爆竹连声,锣鼓喧天,永安公司在上海百货业中第一家实行了公私合营,郭琳爽仍然担任永安公司的总经理。当晚,在牛庄路中国大戏院庆祝永安公司公私合营的联欢会上,时年60岁的郭琳爽粉墨登场上演粤剧《金马鞍》中的一折《困寺》,他身穿黑色缎衣,头戴武生帽,手执一把钢刀,出演一位劫富济贫的人物。出场后一个亮相,台下便爆发出一阵喝彩声。郭琳爽的舞台动作干净利落,唱腔醇厚圆润,把一个英雄人物演得入木三分,令观众如痴如醉。演出结束,热情的观众纷纷涌向后台,把正在卸妆的郭琳爽团团围住。永安公司的公方代表陈恂贯紧紧地握住郭琳爽的手,动情地说:“老郭同志,想不到你这个岭南大学毕业生、永安公司的大老板,还有这一手,真是多才多艺啊!”郭琳爽真诚地说:“论艺术,我是献丑,论心情,我是交心,是向党奉上我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一颗赤子之心。”

  当月22日,郭琳爽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他亲切会见。党和人民给予了这位爱国的民族工商业者应得的荣誉,他曾当选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并作为工商界代表经常接待外国友人。

  1958年上海设立电视台,新永安大楼顶端就是电视塔,电视台也设在大厦内。直到1972年,上海电视台才迁至南京西路青海路。

  1974年10月27日深夜,78岁的郭琳爽突发心脏病,在上海华山医院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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